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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视频年代我们还需要记者吗？

2024-08-02 14:19:16 枇杷苗

　　9月底，我们关注身心灵的一篇报道《加入灵修后，他们从裸辞到负债百万》，像棱镜般折射出了多种角度的讨论和声音，得到了高于预期的传播效果。记者在后来的手记中说，她几番纠结才动笔，也常常抱着“写了又能有什么改变”的心态反复自我怀疑。

　　这是写稿人的常态。仅上半年，同事们先后关注了土耳其地震、涿州洪水等许多大事件，找人、采访、磨稿……比起一系列光鲜而伟大的定义，这份工作更像是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做手工业，在一个个新闻、一个又一个话题里翻查、调研、劳动，至于结果，有时候踩中流量，有时候则没什么水花。

　　但仍然有很多内容值得写，也需要更加多的人来写。比起谈新闻观、媒体价值（还可能被嘲笑），我们大家都希望寻找行动者，专注的内容创作者，既有对社会、对内容的敏锐，也有沉下来观察、思考、表达的能力。

　　分享两位同事的手记，它是这份工作更具体的样貌，邀请想做内容的朋友，来和我们做同事。

　　这个选题，源于7月底我听到了播客“神爱玩财”的一期节目《氪金、与自恋——身心灵产业毒性大赏》。主播Jess本人也曾深度参与“学霸猫”社群，剖析了与零极限有关的种种，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掏学、氪金理论。这一期节目本身足够触目惊心，让我萌发出进一步了解这个身心灵社群生态的冲动。

　　这几年，年轻人“踏平”寺庙烧香拜佛、练瑜伽做冥想、付费算命……在社会价值高度同一化的内卷社会中，科学理性似乎不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，大家自然会奔向玄学的怀抱。

　　我是个对玄学并不抗拒的人。这两年，我也积极寻求一些心灵上的疗法，试图让自己不那么焦虑。而玄学没有标准、不可归纳的特点，使得它成为极易被个别人意志所主宰的领域，危险也恰恰就藏在这里。

　　Jess的播客在玄学圈也引发了小范围的震荡。我找到Jess的微博试图联系采访，但她拒绝了。后来，我又陆续在网上找到了曾经参与社群并愿意讲述经历的人。

　　开始操作之后，我才清楚自己进入了一个很难用理性把握的复杂世界。文中的陈蔓蔓（化名）是愿意跟我聊的第二个人，在电话里，我们的聊天很快脱离了我原本写好的大纲。她总是突然想起某些细节、某个场景，话语中有抑制不住的愤怒。随着她的记忆和情感散开，讲述的内容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的庞大网络。

　　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。之后的很长时间里，她仍会陆续给我发来相关线索和想起来的事情。我感受到，她的内心就好像一场地震过后的地壳，极其不稳定，不断有余震发生。她告诉我，自从讲完这些之后，心里好像更难受了，但她还是会持续不断地发来新的信息。

　　我知道自己被寄托了信任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我心里清楚，大多数时候写一个负面的报道，能引起的水花微乎其微。它能真正起到啥作业？这也是我时常在采访中感到无力且心有愧疚的原因，我是个信息索取者，除此之外呢？

　　根据陈蔓蔓的线索，我进入了学霸猫的知识星球。那会儿进入星球需要999元，三天之内可以退款，每个账号可以退两次。我用两个账号进了四次，在快超时的时候就抓紧时间退出。我在心里调侃自己，这就是社群里常说的“金钱匮乏感”在作祟啊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没日没夜地在社群里浏览帖子，光柚子（化名）的帖子，便可以让人看一两天。柚子是文中裸辞的女孩，她的帖子几乎都是有关生活的碎碎念，以及求群友赞助的内容。通过这一些帖子，我一次次想象柚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又一次次推翻。

　　微信里，她说话毫不客气，甚至有点“爹味”。在我自我介绍后，她回复我“纸媒都衰落了，你怎么还没辞职”“你还没进星球？孩子，你还是不舍得钱啊”。接通电话之后，她直爽的口音让我松了一口气。在我听完买来的学霸猫线下课录音之后，我几乎明白了，柚子的说话风格部分受到了学霸猫的影响。

　　操作稿件，总难以避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。一开始，我心里对她有点“责备”：裸辞不工作，靠着收款码让别人打钱，支付自己并不节俭的生活开销，却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“显化”。

　　但随着了解的深入，这种“责备”一点点转化成无助和难过。我甚至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一个从小就被周围打压的、过度缺乏自信的，但又没有全部符合社会规范的东亚女孩。

　　有一个细节我没有写在稿子里：她回忆起小时候妈妈带她去买衣服，她看中了一件喜欢的衣服，但妈妈执意让她穿另一件，为此她得到了一个不由分说的巴掌。她总觉得自身不行，因为她是这样被“保护着”成长起来的。但她日后又在学霸猫的指引下，飘向了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，于是，就连“自己不行”都被合理化成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。

　　在整个社群以及线下课浸泡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这些女孩子都带着自己人生难解的课题，以及父母的课题、职业成长的课题、两性关系的课题来到这里。这些课题如此致命，以至于很轻易就会被人以拯救之名所利用。

　　到最后，等你一层层扒开玄学的外壳，会发现它的内里是一个个人、一个个困境，是我们周遭的处境，是你和我。那段时间，我和不同朋友吃饭，总会不自觉聊起这个选题，大家听罢往往目瞪口呆，最后又剩下心里被堵住后的一口叹息。

　　我一直不敢动笔。每次开始之前，总感觉自己了解得还不够。光整理录音就整理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最后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至少把稿子完成，至少让人能把这一个故事看下去。那时候心里暗暗想着，一旦这篇稿子写完，就再也不想看到相关内容。

　　这份工作就是这样，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纠结，尤其是对一个INFP来说，每次都要花点力气启动自己的发动机去接触人。但同时，一份能被好奇心驱动去理解人和世界之复杂的工作，始终是令人感到幸福的。

　　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在于，你想要理解一件事情、一个人，就必须不断把自己放到那个具体的处境，变成那个人，不断去还原每一个行为的动机，还原所有情感。人心始终是最大的悬疑，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驱动着你去学习，去扩充自己的认知。

　　回到最初那个疑惑，尽管过程中总伴随着“这篇稿子写了又能有什么改变”的自我怀疑，但清醒时，我知道“写下来”就是它最大的意义。

　　今年2月6日，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.8级地震，地震专家称威力约为130颗持续爆炸了43秒。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当时表示，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受灾民众可能多达2300万人，这中间还包括大约500万贫困人口。

　　可即便是这样一场罕见的强震，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声量似乎并不大，所以我在报题阶段就开始困惑：我们真的能共情到遥远的哭声吗？

　　我还记得，约到这个采访的时候已是深夜。当时有些许困意，但当我听到受访者说“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可能有印象，红白镇就是这个情况，没什么楼是‘立着’的，会觉得天际线特别通透”的怪异感觉时，浑身一个激灵，整个人都清醒了。

　　我想，正因为有相似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会有共同的震恸。因此，无论这个稿件能否激起水花，我都相信这个采访是有价值的。

　　但记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记录者，也不是对他人观点的复述，每一个提问、每一次下笔，都会充满个人判断和认知。我们怎样看世界，就聊什么天，写什么稿。

　　当时，我发现关于土耳其-叙利亚地震的报道几乎都是断续回传的国际新闻，或是碎片化的零星采访，绝大多数媒体都在做资讯的“搬运工”。

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即时短报道已经很饱和了。而从地震消息传来的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关注一件事：所有新闻都在说这次的受灾情况有多惨烈、地震救援有多难，那到底难点在哪，人类如何尝试解决？于是，我开始关注一些公益机构的行动，后来刚好看到郝南老师在分享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，就联系上了他。

　　在突发事件面前，记者的真诚和耐心很重要，因为所有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都在争分夺秒，要等他们抽出空来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问最关键的问题。

　　所以在等待的间隙，我已经把逻辑捋好了，主要是采访现状以及“救援难在哪”：一个是客观条件上的难，比如地理因素、天气、交通等；另一个是社会因素上的难，比如救援力、医疗能力、社会背景、战乱等等。

　　这些问题的涉及面很广，所以记者平日里积累的社会常识越多面越好，比如知道土耳其在地震带，知道叙利亚有内战、有霍乱等等。该做的功课也要做扎实，比如这个采访还涉及到机场、山路、水库等，既然我想了解交通问题，心里得有谱才不会自乱阵脚。

　　深夜采访完之后，我再也无法入眠。睁眼看着天边露出鱼肚白，干脆爬起来写稿。

　　当一个采访完成，如何呈现稿件会很考验记者的选择和创造。我本来想做访谈式的“Q&A”，但后来选择做了口述，郝南虽是救援专家，但在工作中他从来都自称志愿者，口吻也没那么“专家”，做自述会更有代入感。

　　再者，我尽可能让灾难报道做到不煽情，描述准确。特别是后者，在写稿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很多涉及地震知识的专业术语，当自己无法分辨时要仔细查资料，或请教专业人士。

　　稿件在当天下午就完成了，但一直到交稿那一刻，我心里还是充满了不确定：对一个地震进行“深入剖析”，真的有人关心吗？

　　事实证明我多虑了，稿件发出当天在公众号的阅读量就破了100万。我开始确信，有些灾难看似十分遥远，但当全球人类意识到彼此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，苦难就能够抵达人心。

　　从留言区也能够正常的看到，读者对远方的人民是有互动需求的，很多人问如何捐助；也有一些读者会讨论什么样的挖掘机对于地震救灾现场是最好的。

　　还有很多留言是情感的表达，但在那个当下，我觉得留言区需要做更有意义的事，所以我请求运营同事置顶了两个信息：一个是官方捐助信息；另一个是救援志愿者报名表。这或许是媒体真正能帮上忙的事。

　　在这个年代做新闻，被质疑容易，被信任难。媒体公信力已然失去，跟受访者也常常需要来回交手几回，才能取得完整的信任。

　　而且做记者的人，常常有很多虚妄的痛苦。我会思虑自己关心的议题，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他人的共鸣。眼见慢慢的变多空洞无聊的新闻冲上热搜，却无法与它们争夺公众注意力。有时候努力很久的稿子，如同一根针落入大海。

　　在许多个无法冲破大数据茧房的夜晚、无法停止质疑自我的夜晚，我的思绪常常信马由缰，然后写下一个糟糕的开头，看每一个字都不顺眼。

　　但是写作和思考本身，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成全。我仍然相信，记者这个行当不会消失，有价值的报道会有恒久的生命力。一些稿子未必会被很多人看见，但可能在很久之后某个寻常的一天，会得到一个遥远的回响。

　　比如，在报道《给佛祖打工：24小时值班，月薪1000多》之后数日，受访者告诉我，这些世代相传的巴蜀守窟人被很多人关注到了，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小众旅游团在考虑做旅游线路的开发；还有在报道紫丝带群体《“我的孩子，被丈夫抢走藏匿”》之后的某天晚上，我突然收到受访者的信息，她告诉我孩子终于找到了，已经飞奔去把他接回了家。

　　这些快乐或许是过期的，但它们让我知道，即便是针入大海，大海也不会是沉默的，它一直以温柔的浪回应着。